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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中国“硅谷”

管理学之父彼得·德鲁克曾说过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应该成为我们社会、经济和组织维持生命活力的主要活动。

对于中国来说，国家级高新区就是创新的重要代表：它一方面是大批高科技企业发展的载体;另一方面，又是中国经济制度和模式创新的“试验田”。随着中国进入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时代，高新区需要进一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，搭建起了整合、土地、资金、人才、科技等资源协同的平台，为培育创业型经济打下基础。
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全国多个国家级高新区，为您一探各地高新区“突围”的秘密，寻找中国“硅谷”。

导读在创业者们看来，首先，政府多放手，给企业宽松的成长环境，让市场自发优胜劣汰，选出好企业;另外大学、科研院所打开围墙，让科研成果转化少一些人为障碍。相对来说，高新区在上述两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，也有一定效果。

华为、阿里巴巴、腾讯……一批科技型企业，见证着国家高新区的过去;在新经济时代，中国146家高新区将如何再度突围，从领跑中国，到走向世界创新前沿？

答案是创新。从政府层面来说，如何通过制度创新，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，比如科研体制改革、土地、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将如何完善，高新区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，培育创新型经济的道路。

从采访中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，高新区作为改革创新的排头兵，探路大体都是围绕体制创新和改革方面，也各有特色。有的高新区在走孵化器模式方面比较突出，培育一大批新型创客和创业型公司;有的高新区在产学研改革方面有很多突破，走出一条技术产业化之路……可以说，对于国家高新区来说，重点突破科技体制改革障碍，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，对当下中国的科技强国都颇具引领和指导意义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陆续走访中关村、西安高新区、深圳高新区、成都高新区等地，发现制度改革的亮点和难点，记录高新区20年来的改革样本。

高新区使命：孵化独角兽1985年，中共中央《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明确提出：“为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，要在全国选择若干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，采取特殊政策，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区。”

1988年，也就是28年前，国务院批准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(中关村科技园区前身)，作为第一个国家高新区。1991年和1992年，国务院先后批准建立了51家国家高新区。

现在，国家高新区的数量达到146家之多。

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表示，20多年来，高新区作为一个区域增长点的任务，已经完成得很多，很多高新区的GDP，占到了所在城市的20%。

而2015年的数据显示，全国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GDP总量的12.1%，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。

如今，随着经济进入“新常态”，高新区继续承担科技强国的创新新使命。

张志宏提出，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，高新区不仅要做增长级，还要做创新，要由过去以规模增长为目标转向以内生增长机制，培育更多的创新型、高成长企业。

20余年“硅谷梦”

从采访中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，培育了大量独角兽科技公司的美国硅谷被大量提及，中国每一个高新区也都有“硅谷梦”。

在企业培育方面，国家高新区2014年新增注册企业13.3万家，2015年新增注册企业达到19.0万家。

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与传统产业融合，新能源汽车、工业机器人、智能电视、轨道交通设备等产量实现两位数甚至成倍增长。

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15年，国家高新区内企业研发经费支出达4521.6亿元，占全国企业的31.8%，全部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.5%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.6倍。

那么，要如何像硅谷那样，从这一批企业中培育出更多像谷歌、Facebook这样的独角兽？关于包括中关村在内的各地高新区与硅谷的差距还有多远的讨论，至今还很热门。

在创业者们看来，首先，政府多放手，给企业宽松的成长环境，让市场自发优胜劣汰，选出好企业;另外大学、科研院所打开围墙，让科研成果转化少一些人为障碍。相对来说，高新区在上述两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，也有一定效果。

“回武汉创业，首选高新区。”以二线城市武汉为例，东湖高新区已经成为很多北上广创业者到二线城市创业的聚集地。在这些创业者看来，高新区政策更优，政府部门更好“打交道”，服务意识更强。

东湖高新区科创局副局长钟复平告诉记者，看一地区的发展，不只看数据，早上你去光谷(东湖高新新区)地铁站以及科技园区看一下，就知道这里吸纳了多少年轻人。

10年前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光谷转盘到华中科技大学一带，这里还是刚开辟出来的荒地。2016年记者再到光谷，这里已经是堵车“圣地”，处处人潮汹涌。光谷资本大厦旁边的创业咖啡，年轻人人头攒动，创业路演活动周周密集。

“都说武汉产生不利互联网企业，这两年我们也有独角兽了。”东湖高新区一位官员说，以斗鱼为代表，成为直播风口最大的独角兽企业，估值超过10亿美元。

大胆制度创新是基础高新区是充满活力的，这体现在大批创业型企业的兴起，而在这背后，是高新区在制度上的大胆试验。

无疑，如何大批进行体制创新，才是破解难题的关键。
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华科中科技大学、清华大学等高校科研人员，谈及最多的还是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障碍;地方创业者们大多表示，希望政府少管一些，减少行政审批障碍，就是很大的帮助。

从政府层面来说，作为创客集中的国家高新区，下一个阶段的目标，依旧充当这一轮科技改革的排头兵，打破不利于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。

在西安高新区，中科创星的一位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实施“拆除围墙、开放办所”和“参股不控股”模式，鼓励研究所内具有创业潜力的科研人员带着科技成果或许可转让、或创办企业，同时也对全社会优秀创业人才开放，这是科研院所创新的一次重要改革尝试。

在创新吸纳人才方面，公安部今年推出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，涉及到外国人签证等方面，主要针对北京创新发展中对外籍高层次人才、留学归国创业外籍华人等外籍人才的需求，并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。

张志宏总结高新区当下的重要任务，一个核心即把为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提供支撑服务作为核心任务;另外从企业和产业培育、创业服务体系建设、园区发展环境营造三个层面来推进工作;同时着力推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。加强对大众创新创业的政策研究和实践总结，推动“双创”政策有效落实。

科技部以及地方高新区官员在多次讲话也都提到，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科技管理到创新创业服务模式的转变，为企业创新打破障碍，提供更好的服务。

“从现在开始还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要把众创的结果，实实在在体现到有更多的创新能力强，对经济提质增效、经济转型有重大作用的企业，这也作为我们培育新动能的目标。”张志宏说。

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