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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接园区2.0 ——访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

发表于2016年7月20日

人物小传

任浩,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,1959年2月生于上海。1982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、1986年获经济学硕士并留复旦大学任教,1989年破格晋升为复旦大学副教授,1992年受国家内贸部选派,担任国防物资公司(020单位)党委书记、总经理,1997年获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、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,2001年任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,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

人物采访

伴随着园区2.0时代的转型,产业园区也要通过管理、品牌、资本的合作与输出谋求新的发展。

 在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2014年公布的中国国家级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竞争力综合排名百强榜中,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位列第2,第一名为北京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。"中国的产业园区在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,"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指出,但是也面临着升级的紧迫,在未来园区的 转型升级中,"更多的是行政与市场的融合,完全市场化还有很长一段路。" 行政主导园区1.0

《上海国资》:在过去30年中,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是怎样的?

任浩:我们对过去30年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研究,全国范围各类产业园区共有6000多家,其中国家级的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总 共329家。我们以此329家园区为样本进行研究,对过去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做出了总结,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模式。 有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,在过去的30年中,产业开发类园区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中国GDP中19.5%的贡献来自产业园区,创税和创 汇中30%来自园区,工业总产值中40%来自园区的贡献。

但是同样要指出的是,我们对于园区的发展和发展模式不够重视,在发展上依靠行政手段,模式非常粗放,相对比较急功近利。

《上海国资》:那么在过去30年中,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的园区发展成为现在的状态的?

任浩:有三个驱动因素造就了我们今天的产业园区,总结起来就是园区1.0的发展模式。这三个因素广泛地,长期地对产业园区发展起到了驱动影响。

第一是政策因素引导产业园区的开发。过去这么多年,中国国家级产业园区发展很重要的驱动因素是政策的支持,主要是园区优惠政策的支持。包括税收的优惠、土 地获得的优惠、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。通过这些政策帮助园区吸引各类企业入驻,使得原来的农业土地通过招商引资集聚人气

第二个因素是行政化影响,这里的行政化是中性词,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园区发展的驱动因素。这在三个方面得以表现,一是各类园区虽然不是政府,但是被赋予了 很多政府行政职能,比如提供"一门式"服务。二是等级高的园区都有行政级别。在中国行政级别有利于获得行政资源。三是对园区的领导人都提供高配。通过这些 行政化方式使得园区为入驻的企业提供了行政资源,带来了服务优势。

 第三个驱动因素是园区硬基础设施好。通过大量硬件建设,使得园区在较短时间内从不毛之地变为成熟的工业用地。这其中,园区的开发类企业,一般为国有企业,承担着很大的作用,但是其在过去的模式下还是更多地听命于园区管委会,受制于行政任务。

来源:中国企业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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